几年前，在一所学校与新入职的教师交流时，我提出一个观点：今天的教育中，我们往往把“传道授业解惑”与教育画上等号，但在我看来，“传道授业解惑”主要是指教学这一部分，体现的是教学内容和方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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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质疑：难道“传道”就不是“育人”了吗？我以为，“道”者，道理或规律，教师把这些传授给学生并不能完成对他们的“育”。《说文解字》中写道：“育，养子使作善也。”教育有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：“教”，就是教学；“育”，就是“育人”。这个过程不是读几本书、学几门课程就能完成的，而是要有实实在在的社会体验，其中也包括家庭生活、学校生活的体验。整个过程甚至要超过“德育”的范畴，因为它不仅包括品行，更多是要具备社会实践。而“教”或“教学”只是向学生传授道理、知识、经验，这个过程有“育”的成分，但并不能代替“育”，“育”在教育过程中是让受教育者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

如何评价今天的教育选拔制度？我想它还是相对公平的、可行的。但是将考分作为选拔的主要甚至唯一依据，那么我们很可能会把低分的孩子忘却了，也许他们并不差，只是考分差了一点点。如果教育的目标是考分，那么我们的“育”到哪里去了？

现在对低分的学生确实有些不公平，对顽皮的孩子也有些不公平，大多数人并不去反省应该怎样教育这些孩子，只是向他们要分数，导致这些孩子很可能就失去了学习兴趣。这从根本上违背了教育的本意，违背了“因材施教”和“有教无类”。

现在把一些顽皮孩子称为“熊孩子”，这可不是什么昵称，而是带有歧视性的，因为学习成绩上不去，还有点顽皮，就会称呼他“熊孩子”。

这一点我感受颇深。我原本是一个读了3次三年级的“差生”，但在不断转变中逐渐进步，学习成绩一路攀升。因为种种原因，我没有读大学，高中毕业后就到农村，回城后就进了企业。但我喜欢学习，在企业里自学了工业与民用建筑的全部课程，成为工程师；又自学了管理学，成为中型企业的管理者；退休后又学习教育理论，研究近代中国教育史。

经常有人问我，你哪里来的这么多精力与热情？我一直以为，这是教育的力量，高中教育奠定了我的学习兴趣和自学能力，乃至一生不断学习。我并不求自己有什么巨大成就，我也没有高校毕业文凭、高级职称证书，但整个学习过程是完善的、满足的、愉快的。今年已经80岁，我还在学习。

1936年，爱因斯坦在《培养独立工作和独立思考的人》的演讲中说：“如果人们忘掉了他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每一样东西，那么留下来的就是教育。”这段话可以说是20世纪以来对教育的经典论述之一。我以为，我受到的教育也培养了自己成为“独立工作和独立思考的人”，因此我很骄傲，因为我曾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。

几年前我发现，20世纪30年代，江苏省立实验小学联合会曾委托扬州中学附属实验小学进行“废除惩罚的训育法”的实验，之所以在此进行实验，很大的因素是这所学校反对惩罚性的训育制度。这个实验的步骤是：“先调查儿童日常所需要训练的事项，再定一个实施训练的方法，实验以后再加以改正。”实验最终总结出《一个训练的具体方案——废除惩罚的训育法》，并附《苏扬中小训育实施概况》。

这个实验在国内非常难得。实验希望教育“第一是理想的培育，希望每一个国民，受教育以后都有一个正确的理想，时时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”；其次就是“为公服务精神的培养”。“过去以及现在的学校，对于身心健康的训练太不注意了，因此我们要重视身心健康的训练。我们要为国家培养健康的国民，而使每一个学生有健全的身心，实为第一要著；再其次便是生活知能的训练，希望每一个学生不仅有各种生活的知识，而且要有各种生活的能力，而能力尤重于知识，因此一切的课程与教材，都要考量是否合于生活的需要，是否能培养生活的能力，不要再一味地念书啃书了。”

这是近百年前的事情，是当时的教育工作者对教育的理解。

今年是家父刘百川先生120周年华诞，我研究了他20多年，扬州中学附属实验小学进行“废除惩罚的训育法”实验就是他主持的，他以为，教育的终极目标就是对人的教育，这里有“教”，有“育”。无论什么人，教育都要关注他，让他对学习有兴趣，并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，使其成为合格的公民。

其实，这也包含一个非常简单的哲学道理：“个性存在普遍性之中。”突出优秀的人才存在于合格的公民之中，没有合格的公民又何以有优秀人才脱颖而出？

（作者系刘百川之子。刘百川，中国近代教育家，曾任江苏师范学院教授、东海中学附属实验小学校长等，著有《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》《乡村教育实施记》《国民教育》等）